余光中论中文之西化(二)

作者:一定发官网小编(南京翻译企业) 发布时间:2020-08-29 07:19???? 浏览量:
六十年前,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,一般学者的论调极端西化,语文方面的主张也不例外。
 
早在1918年3 月14日,钱玄同在《中国今后文字问题》一文中就说:
 
「中国文字,论其字形,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,不便于识,不便于写;论其字义,则意义含糊,文法极不精密;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,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,一无所有;论其过去之历史,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……
 
欲使中国不亡,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,必以废孔学,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,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,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。
 
至废汉文之后,应代以何种文字,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;玄同之意,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,发音整齐,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。
 
唯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,汉语一时亦未能遽尔消灭;此过渡之短时期中,窃谓有一办法: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……
 
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,似乎英文已成习惯,则用英文也可;或谓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先导,当用法文……

南京翻译企业
 
从中学起,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,其余科目,悉读西文原书。如此,则旧文字之势力,既用种种方法力求灭杀,而其毒焰或可大减——既废文言而用白话,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,断不必读什么“古文’发昏做梦的话……新学问之输入,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,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。」
 
在钱文之前,《新世纪》第四十号已发表吴稚晖的意见:
 
「中国文字,迟早必废。欲为暂时之改良,莫若限制字数;凡较僻之字,皆弃而不用,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……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,即可搀入万国新语(即Esperanto);以便渐搀渐多,将汉文渐废。」
 
钱文既刊之后,胡适和陈独秀立表赞同。
 
胡适说:
 
「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。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,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。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,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。」
 
陈独秀则说:
 
「吴先生‘中国文字,迟早必废’之说,浅人闻之,虽必骇怪;循之进化公例,恐终无可逃,惟仅废中国文字乎?抑并废中国言语乎?此二者关系密切,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,各国反对废国文者,皆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,然中国文字,既难传载新事新理,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,废之诚不足惜……当此过渡时期,惟有先废汉文,且存汉语,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。」
 
六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,其幼稚与偏激,令人不能置信。所谓世界语,始终不成气候,将来可见也难成功。
 
至于中文,岂是少数一厢情愿的‘“革命家”所能废止?
 
六十年来,中文不但废止不了,而且随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,近年西方学生来中国学习中文的,更是越来越多。
 
我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,对中国古典文学不但肯定其价值,而且加强其评析,并不当它做“腐毒思想之巢窟”。
 
六十年来,我国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创作,累积下来的成就足以说明,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优秀的诗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。
 
但是六十年前,所谓文学革命的健将,一味鼓吹西化,并未远瞩到这些前景。
 
1919年2月11日,傅斯年在《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》长文里说:
 
「近一年来,代死文言而兴的白话发展迅速的很,预计十年以内,国语的文学必有小成。稍后此事的,便是拼音文字的制作。我希望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。」

傅斯年此文论调的激烈,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师是一致的。此文刊出前一个半月,他已发表了一篇长文,叫做《怎样做白话文》。
 
他认为中国白话文学的遗产仍太贫乏,不足借镜,要把白话文写好,得有两个条件。第一就是乞灵于说话,留心听自己说话,也要留心听别人怎样说话。
 
傅氏说:
 
「第一流的文章,定然是纯粹的语言,没有丝毫羼杂。任凭我们眼里看进,或者耳里听进,总起同样的感想。若是用耳听或眼看,效果不同,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。」
 
不过,傅氏立刻指出,语文合一的条件并不充足,因为口语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,却无助文章的组织,也就是说,有助造句,却无助成章。
 
所以,要写“独到的白话文,超于说话的白话文,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”,尚有赖于第二个条件。
 
这第二个条件,傅氏说:
 
「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,文法、词法、句法、章法、词技(figure of speech)……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,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、欧化的国语,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。」
 
傅氏又说,理想的白话文应该包括:
 
「1)逻辑的白话文:就是具逻辑的条理,有逻辑的次序,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。2)哲学的白话文:就是层次极复,结构极密,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。3)美术的白话文:就是运用匠心做成,善于人人情感的白话文。」
 
照傅氏的看法,「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。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,去摹仿他,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。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,竟可说是———欧化的白话文。」
 
最后,傅氏又说:
 
「练习作文时,不必自己出题、自己造词。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学,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;径自用他的字调、句调,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,一点不失……自己作文章时,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,翻译所得的手段,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。
 
务必使我们作出的文章,和西文近似,有西文的趣味。这样办法,自然有失败的时节,弄成四不像的白话。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,一条的失败,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。总要想尽办法,融化西文词调作为我用。」
 
傅斯年的这些意见,六十年后看来,自然觉得过分。实际上,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健将,例皆低估了文言,高估了西文。
 
 印欧语系分布图

胡适在当时,一口咬定“自从三百篇到于今,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儿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,都是白话的,或最近于白话”。
 
他认为我们爱读陶渊明的诗,李后主的词,爱读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车行》,因为这些全是白话的作品。
 
但是证以近年来的文学批评,不近于白话的李贺、李商隐,也尽多知音,甚至于韩愈、黄庭坚,也不曾全被冷落。
 
杜甫的语言,文白雅俚之间的幅度极大,有白如《夜归》之诗句“峡口惊猿闻一个”和“杖黎不睡谁能那”,也有临终前艰奥多典的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》那样的作品。年轻一代的学者评析杜诗,最感兴趣的反而是《秋兴八首》那一组七律。
 
新文学的先锋人物对旧文学那么痛恨,自有其历史背景,心理的反应该是很自然的。
 
前面引述的几篇文章,大都发表于1918年,与废科举(光绪三十一年,公元1905年)相距不过十三年,科举的桎梏犹有余悸。
 
年事较长的一辈,如梁启超、吴稚晖、蔡元培、陈独秀等,且都中过举,具有亲身经验。
 
所谓八股文,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,对他们说来,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学气候。
 
我们不要忘了,曾国藩死的那年,吴稚晖已经七岁,很可能已经在读桐城派的古文了。
 
曾国藩说:
 
“古文无施不宜,但不宜说理耳”,乃被钱玄同抓到把柄。
 
当时的轧记小说多为聊斋末流,正如胡适所嘲,总不外如下的公式:
 
「某地某生,游某地,眷某妓。情好綦笃,遂订白头之约……而大妇妒甚,不能相容,女抑郁以死……生抚尸一恸几绝。」
 
林琴南译小说,把“女儿怀了孕,母亲为她打胎”的意思写成了“其女珠,其母下之”,一时传为笑柄。这些情形,正是新文学先锋人物反文言的历史背景。
 
不过胡适、博斯年等人毕竟旧学深邃,才能痛陈文言末流之种种弊病。他们自己动笔写起文言来,还是不含糊的。
 
以傅斯年为例,他最初发表《文学革新申议》和《文言合一草议》,是用文言,到了发表《怎样做白话文》时,就改写白话了。
 
一个人有了傅斯年这么深厚的中文根底,无论怎么存心西化,大致总能“西而化之”,不至于画虎类犬,陷于“西而不化”之境。
 
1950年,孟真先生殁前数月,传来萧伯纳逝世的消息,他一时兴感,写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《我对萧伯纳的看法》,刊在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上。
 
文中对那位“滑稽之雄”颇有贬词,但是令我读之再三而低回不已的,却是那简洁有力的白话文。
 
足见真通中文的人,体魄健全,内力深厚,所以西化得起。西化不起,西而不化的人,往往中文原就欠通。
 
今日大学生笔下的中文,已经够西化的了,西化且已过头,他们所需要的,便是“华化”。







XML 地图 | Sitemap 地图